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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《李秀成自述》引发争论的背后】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

发布时间:2018-12-11 08:58:40 影响了:

 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、执掌军政大权的将领。在其放弃天京(南京)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,他决心死守殉国。被清军俘获处死前,他写了一篇《自述》,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。鉴于天朝已覆亡,为免部属被屠戮,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的话,希望他们收降部众,“不计是王是将,不计何处之人,求停刀勿杀,赦其死罪,给票给资,放其他行。”在1963年戚本禹《评李秀成自述》的文章发表之前,对于这一历史人物,一直是当作英雄人物来看待的,因而多有文章来歌颂他。
  1962年4月5日,《光明日报》刊登吕集义《曾国藩为什么删改》一文,披露《李秀成自述》经过曾国藩删掉5000多字的事实。《自述》先后经罗尔纲笺正,梁枯庐整理印行。这个沉埋百年的忠王自述才得以和世人见面。
  不料,到了1963年,《历史研究》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《评李秀成自述――并与罗尔纲、梁枯庐、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》一文。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,判定李是叛徒,“认贼作父”。此文一出,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。
  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,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建议下,9月14日,中宣部召集学部、近代史所及《新建设》杂志负责人开会,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。与会者多数认为:《历史研究》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。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,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,是民族英雄。他奋斗、革命一生。后被俘八天,有点动摇,最后还是被杀了。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。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。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“翻案风”。他说:
  历史方面有许多人物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估计,但不要鼓励一概翻案。该翻就翻,有的一百年也翻不了。不是封建时代的反面人物都要翻案,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,应向中宣部请示,并报中央。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,是阶级分析,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,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阶级观点,现在文章已发表,有点麻烦被动。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杀的。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,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,不要加害群众,这是过去的人物,历史人物,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。即使共产党员,动摇一下,最后被敌人杀掉了,也不能认为是叛徒。糟蹋了这个人物,第一学术上站不住,第二政治上不利。考据也可以登一点,但不能成为风气。现在真正的叛徒是赫鲁晓夫,不是李秀成。历史研究的;重点,应该是近代、现代,要少出问题,但也不要怕出问题(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刘大年笔记)。
 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“补救”办法:
  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,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,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;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,仍由《历史研究》发表,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。
  第二、刘大年的文章写出、发表需要一段时间。在此期间,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,会后发个消息,在报上刊登一下,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。让大家知道,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。
  这次会议后,中宣部下令,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《李秀成》照旧演出,10月1日国庆演出了三场。
  稍后,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刘大年主持下召开,座谈会后,很快写出了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。而此时,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。
  自称为“流动哨兵”的江青,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。毛读了《忠王李秀成自述》原稿影印本,批了几行字:“白纸黑字,铁证如山,晚节不忠,不足为训。”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。
  消息传出,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。周扬无可奈何地说: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,驳不了。同时,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,发布通令: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,也不要发表和演出。
  李秀成的评价问题,作为学术问题,完全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公开讨论。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却打着学术讨论的旗号,采取“钓鱼”“引蛇出洞”等手法,让学术界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,然后扣上种种政治帽子,扼杀了百家争鸣。而且撇开戚本禹的政治目的不论,仅就他的学风来说,是非常恶劣的。例如为了证明李秀成早就有投降活动,特地捏造了李秀成伙同妻舅宋永琪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的事;为了证明李秀成在《自述》中向敌人表“功”,硬说李秀成在杭州擅自实行宽大俘虏的,其实李秀成在《自述》申明明说过这政策是“奏准天王”的。这种恶劣的文风,开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形形色色的“大批判”的先河。
  (为《炎黄春秋》执行主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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